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各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七周年

超過一半男性沒有從事工作是因為已退休，退休年齡約在56-57歲，四分之一則是因為健康問題。

瑞士「時間銀行」，建立初老志工服務高齡長輩模式，互助完成洗衣、買菜等事，交換所長得到回饋。徵稿時間：2019年8月1日－8月31日截止。

評估客戶時，照顧經理與主治醫師的評估與意見，將一起送至專業評估小組，過程嚴謹又細緻。只要，把壟斷財富的老人當做獵物── 這本書要談的不是如何防範老人詐欺 本書中，鈴木大介要談的重點自然是近年來在日本越發猖獗的「老人詐欺事件」，但他要談的並不是如何防範──而是為什麼會有專以老人為目標的詐欺事件出現。除了讓工作（詐欺）更有效率外，也更有效地規避警方查緝、避免暴露身分。充滿幹勁的年輕人→現代化詐騙組織的主要成員 這些詐騙組織的成員，都是什麼樣的人呢？可能在大多數人的想像中，這些人不是街頭混混，就是社會邊緣人。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 3. 《高齡友善新視界：觀察台灣與他國的高齡者照顧》，巨流圖書出版（兩本）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Photo Credit: 四塊玉文創 2. 《哈佛教你幸福一輩子：史上最長80年指標研究，揭露快樂到老的智慧》，天下文化出版（兩本）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那麼，老後生活的安排也可以有一百種嗎？ 這個月，我們邀請你分享令人難忘、顛覆刻板印象的老年生活，並描述它帶給你的啟發——原來「老」不是毫無生氣與活力、老了不一定需要長照、變老可以很酷、繼續做自己也沒問題。然而在1998至2007年，勞動生產力大幅下滑至2.9%。

同臺的馬來西亞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山卡拉（Shankaran Nambiar）亦同意，認為我國不能夠繼續去工業化，政府亟需重新擬定產業政策、振興工業、提升支援服務，往全球供應鏈的高端移動。文：李健聰編按：文中的「我國」意指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外資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讓我國錯過了該外企進駐的黃金期，以致吞下苦果。這是外企為了降低成本的務實做法，而它們大舉進駐亞洲，很大的原因不外在於成本與市場。

Photo Credit：：Simon_seesCC BY 2.0 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針對某個以企業為其成員的特定產業，以達到對國家經濟最有效率的政策。就以檳城的電子業為例，許多研究顯示，跨國企業把高端的研發、機械、重要人事與銷售都留在本國，僅把低端的組裝生產搬到馬來西亞。

（註二）縱然程度方式不一，日韓新中等國採用的「東亞經濟模式」，廣義而言，都是通過刻意改變市場價格與生產秩序，好讓其企業能夠跨越後進者劣勢（Second-Mover Disadvantages），最終擁有經濟規模，能在國際上競爭。另外一份《馬來西亞產業政策分析》報告，則更加點出我國產業的癥結。但今天的韓國浴火重生，其實力不止表現在汽車、手機與重工業的亮眼成績，軟實力如韓劇韓食等韓國文化商品也席卷全球，今天馬國韓粉不分族群地「哈韓」，是經濟實力的一大展示。我國得到甚麼？只有無法與世界競爭的甘榜冠軍，以及與我國經濟無甚瓜葛的外資企業這個雙輸局面。

然而，這個我國產業獨有的特徵，嚴重阻礙甚至抑制我國本土企業獲得優質技術與組織力的機會，最終無法通過企業的升級，帶來產業的升級。1988至1997年，我國的年均勞動生產力增長5.5%。然而，外資對經濟發展並不是一面倒的紅利。今天，環顧檳城電子工業園，鮮見成功如三星、HTC或廣達等的馬國世界級企業，便是一個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

早在80年代擬定的《產業大藍圖》（Industrial Master Plan）已經點出，在某些重要產業過度依賴外資，將會抑制本土的產業基礎。我國能否邁向先進國，端看我們能否克服纏繞了半世紀的挑戰。

對外資科技的過度依賴，也將導致經濟產剩餘，以特許費用、專利權、內部成本轉移等方式流向外資的宗主國。相反地，中國的勞動生產力在同一時期，由4.5%提升至9.2%。

馬來西亞其實不遑多讓。證券委員會首席經濟學者Allen Ng在今年6月的經濟論壇表示，自1998年金融風暴後，馬來西亞經歷結構性倒退，轉向更勞力密集、低技術員工與低科技投資的領域。要如何嚴格執行政策，則是公共管理與政治經濟學的另一篇章了。我國的制造業，一直畸形地往二元路線發展：一方面是與本土市場無掛鉤，出口導向的外資企業，另一方面則是只為本土市場制造產品，過度保護的本土企業。同樣的一年，到底還發生了甚麼問題，我國政府的產業政策與發展引擎出了甚麼毛病，影響經濟與產業升級，以至我們也幾乎面臨失落的20年？原因紛繁，本文著重在談不達標的產業政策。1998年，我國社會掀起風起雲湧的「烈火莫熄」政改運動，牽動國家政治發展至今。

期待外資的進駐將自行導致經濟轉型與進步，是過於盲目天真的期待1992-1993年聯合國介入柬埔寨維和過渡之後，帶來大量西方創作者與交流活動，使得近現代高棉的藝術發展，透過西方之眼與新技術，重新發掘主題與傳播媒介，紀錄片就是其中一種形式。

第二，再依照新的信條重建，灌輸一系列新的價值、組織與道德規範，代替舊有。從1975到1979年短短4年時間，全國將近1/4的人口消失了，知識份子（醫生、老師等專業者）被處決， 寺廟（傳統上主要的教育與知識傳承者）被摧毀，傳統歌曲與舞蹈被禁絕。

紀錄片尾建築家的呼喚，儘管受到當政剪片壓力，來自加拿大的導演還是保留下來。《他們先殺了我父親》（First They Kill My Father） 本片改編自赤柬（Khmer Rouge ） 倖存者的回憶錄《他們先殺了我父親：柬埔寨女孩的回憶》，以小女孩視角，描繪紅色高棉以單一價值徹底重組社會的殘酷壓迫。

此外，片中也展現僧侶對佛陀慈悲教義與非暴力行動之間共通點的創新解讀，作為傳統知識分子入世而非出世的社會責任核心，悲傷的是這位可敬的僧侶在佛國政體中被邊緣化為一隻孤鳥，連容身之地與僧侶之名也被剝奪。6年蹲點拍攝濃縮而成長達121分鐘的影像，片中兒童都已經長大成人，讓步出戲院黑暗射入眼簾的第一道光險得刺眼，金邊街道的繁榮恍如隔世，令人有些虛幻。然而經過紅色高棉與外國資本土地開發的摧殘，他的作品幾乎毀壞殆盡。柬埔寨金邊市區的「吐斯廉屠殺博物館」與郊區的「萬人塚刑場」是這段歷史的悲傷證據。

這是一場地方媽媽奮起護衛家園，由女性主導的社會運動，也呈現傳統女性賢淑持家的典範，讓這些媽媽陷入社區團結行動與當一個好媽媽，兩難選項之間的掙扎與犧牲。他成長於法屬印度支那時代，是當時留學法國的精英之一，懷抱著西方取經回國貢獻，打造富足民安的現代化柬埔寨熱望。

儘管留法，但他不想要模仿殖民者的建築，他的創作是為了高棉笑而不答的苦澀服務，在他的腦海裡，一直揣摩著何謂「新高棉建築」（New Khmer Architecture）之美。然而對於想要了解自法國殖民獨立之後，柬埔寨當代藝術文化的遊人來說，由於赤柬時期（紅色高棉）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文物的摧殘，留下的資料與創作者、研究者相當稀少。

過程主要有兩個步驟：第一，透過暴力和恐慌，剝奪人民長久習慣的依靠和結構， 摧毀形塑與指引個人生活的力量，直到人們孤立為無依無靠的單一個體。留學歸國之後，旺.莫利萬與西哈努克國王對現代柬埔寨的想像有志一同，受委任為公共工程部長，幾乎包辦了當時重大公共建築的設計：獨立紀念碑、國家劇院、國家體育館、議會、Chaktomuk會議廳，還有柬國第一棟也是唯一棟公共住宅「白屋」（White Building）。

此外，他創辦了柬國第一所藝術設計學院，希望培育下一代為祖國建設。由於赤柬時期對私有財產制度的徹底清除，土地所有權資料付之一炬，儘管2001年新訂的土地法，允許居住超過5年的居民獲得土地所有權狀，但由於缺乏實行細則與執法意願，土地爭議與迫遷問題層出不窮，「國土管理都市計畫與建設部」（Ministry of Land Management，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的門口，至今仍是抗爭頻繁的地點之一。柬國回到紀元零年的發展狀態，也使其成為史上首見由聯合國接管過渡的國家，帶來大量的國際援助及NGO， 並促發當地社會行動的組織。《柬埔寨之春》（A Cambodian Spring） 2000年之後，隨著柬國對外資開放、經濟起飛，土地成為熱錢追逐標的，以及繼已經開發殆盡的森林資源之後，另一個政府得以出售的特許權。

因此，投入復興吳哥輝煌歷史的努力眾多，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各國捐款協助下，柬埔寨設立Apsara Authority官方組織，專司吳哥考古公園的研究、文物保存、管理開發。這部紀錄片描繪金邊市中心的萬古湖（Boeung Kak）重劃區開發弊案， 片名取用Spring的雙重意含，一方面向象徵柬國如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覺醒，一方面影射被填平的萬古湖湖水漫溢。

他認為國家最美麗的景緻，應該留給最廣大的人民，他的建築內外，總是保留了庶民創意運用的空間，周圍由各式繽紛的街賣圍繞。受到導演安潔莉娜.裘莉的光環加持，這部片能見度較高。

以下透過部紀錄片的討論，窺視當代高棉不同階段的社會紋理、形塑現代柬埔寨發展的動力與軌跡，並探討藝文創作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棘手的艱鉅挑戰，加上眾多社會組織，讓柬埔寨成為社會創新、 社會企業的活躍國際舞台。